孩子不願上學

分享家長： Snoppy

情緒人人有，尤其是移民前後。

移民決定是在2020年12月，離開是2021年8 月，足足八個月，但不等於孩子已有足夠時間消化離開香港 — 這個我們深愛地方— 的決定。

出發前，15歲大仔F已不時會大發脾氣，失去學習目標及動力，也會間中不肯回校上課。因著其健康及情緒問題，早在2019年他已開始接受臨床心理學家(Clinical Psychologist)的輔導。2020年下旬，情緒終算穩定下來，所以暫停了輔導。決定移民後，又在臨行前安排了輔導會面，以為有準備。

現實卻並不如此，8月來到英國後，F的失眠開始惡化，日夜顛倒的情況愈來愈嚴重，凌晨三四點未睡已是常態。9月開學後的兩星期，他每天會回校上課。回家後，也會和我們分享與老師及同學的互動。我們默默感恩之際，情況很快又起了變化。

兩星期後，他再次失去動力，跟我們說對香港有太多的不捨，對自己前路感迷惘，他開始不斷否定自己。每個早晨變了戰場，F為上學問題跟我們激烈爭吵，大叫大嚷不肯回校，躲在被窩中睡覺，睡醒了就會看看YOUTUBE，又或跟香港或英國的朋友連線打機。情緒平靜後，他又會如常和我們傾談，缺課時也會準時呈交功課，不過一星期就只回校上一兩天課。

難得還上他願意上課的日子，我們都不敢笑，而是送到大門口，悄悄躲起來，從倒後鏡中核實他沒有轉身離開，才能安心開車回家。總之，他能到學校就是當天大禮，準時與否，已不在考慮之列。

我從事教育工作廿年，和丈夫一開始，已決定不會為F請病假，寧願坦誠向學校交代他的情緒困擾，因為這只會令學校未能及早發現兒子的需要，就更難鼓勵F面對自己的困境。

自然，學校負責培育的老師(Head of Pastoral Care Team)很快就聯絡上我們了。經過數次的電郵及電話連繫，我們向老師交代了F的健康及情緒情況，也簡單交代了香港一般處理學生無合理原因缺課的做法，如校方會在缺課時致電家長了解情況及聯絡學生，讓本地老師明白我們的習慣和文化是家校合作的第一步。

幾輪商討的共識是，在F不肯回校時，校方會安排老師或文職同事聯絡我們及與F通話鼓勵他回校，難為這位職員每早來電催促，學校亦會安排輔導員見F。坦白說，雖然F來自兩文三語的學校，不過，要以英語講心事、做輔導，始終有所隔閡，而且青春期的孩子”有性格”，對於輔導不以為然，也開始拒絕接聽校方的”返學提醒”，甚至會把電話掉在地方。

於是，校方建議我們自行尋找通曉廣東話的輔導人員，同時聯絡NHS（編者註：政府醫療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）的General Practitioner（編者註：家庭醫生）看看是否需要轉介CAMHS(編者註：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Children and Adolescence Mental Health Services)。

要在英國找到通曉廣東話的輔導服務，談何容易。我們唯有聯絡過去有跟進F的香港臨床心理學家，孩子對她十分信任，她與F做了一次網上會面。更很幸運的是，我們在英國一個香港人聚會中，認識了一位剛移居英國的臨床心理學家，他願意以朋友身份和F 聊聊。兩位專業人士的初步判斷是，F只是因為適應新環境及離開香港的不捨，而有情緒困擾，而非情緒病或其他精神問題，這讓我們暫時鬆一口氣。

我們將兩位輔導人員的觀察通知了校方，就約定與校方開會討論支援方案，迎來第一個轉捩點。